自1982年起，一桶桶核废料迁至台湾离岛兰屿，是台湾唯一的专门的核废料贮存场。德国之声在台湾公民投票前夕走访兰屿，聆听当地人对核废料及核能的真实告白。
兰屿岛上，依山傍水的小学的教室里，传出有关核废料的讨论声，有学生说“我爸爸在那边（贮存场）工作”、也有人问“为何要把垃圾放在这？”、“放月球呢？”。朗岛国小四年级的学生的童言童语，问出许多政府、专家学者都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授课老师周家辉（Syaman Walamen）这门艺术课上，透过一张张老照片，向学生讲解岛上长辈反核废的抗争史，抗议至今仍未停歇，照片中的示威者的诉求－将核废料贮存场迁出兰屿，仍未获得台湾政府明确的回应。
他表示，在教育现场谈核能及核废必须客观公正、不带立场，希望能带学生思考核废议题，像是作为生活在岛上的公民，要如何面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。但就个人立场，周家辉直言：“这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在兰屿了，本身错误的政策就是欺骗我们族人，我们希望它离开，但这三十、四十年了都没有离开。”
他所指的是当年核废料存贮在兰屿的决定并未取得居民同意。今年38岁的周家辉对德国之声坦承，教了近十年相关课程，“有点无奈、无力”，因为核废一直存在。 “我在教学的时候看不到尽头，但是我还是必须有责任，必须要让孩子知道核废料在这边，我们有什么方法面对它。”
朗岛国小教室的电视萤幕上，有一名头绑布条、面目狰狞，站在官方代表面前的达悟族人，四年级的郭宇帆（Si Mangamed）举手说：“那是我阿公。”他的爷爷郭建平（Shaman Fengayan）是兰屿第一代反核废抗争者，许多反核废的抗议场合都有他的身影。
郭建平一生大半辈子都在与核废料抗争，他在兰屿家中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，数度情绪激动。他批评台湾政府，当年台湾依靠核能发展经济，但达悟族不仅没有享受到，还把最坏的东西（核废料）丢到我们家来，“如果这不是不公义，还有什么比这个不公义。”
宛如找到宣泄的出口，抗争了数十年后，郭建平把对台湾中央政府的愤怒全部宣泄出来。 1982年核废料运往兰屿时，台湾仍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戒严时期，政府对人民的言行活动会进行监控，因此还是大学生的郭建平，就因常参加反核运动而遭到老师、国民党部、乡民代表检举。
他说：“?我家这里还有警察的信箱，假借巡视社区顺便监视我在干嘛。”毕业后，他放弃了到澳洲攻读民族学的留学梦，决定留在自己的土地继续抗争，没想到这一抗争就长达40年，整个青春都在与政府对抗。
年近六旬，讲话仍铿锵有力，郭建平说在台北、兰屿搞（反核）运动，最大的感受是台湾无论换哪一个政党，从来不把达悟族当人看，遑论作为人的公平正义。 “你满口谎话谎言，或是不把人当人看的傲慢也好，我们无言以对。当初台湾政府为了运送核废料而兴建港口，欺骗达悟族把核废料说成鱼罐头，称渔船进来可以加工渔获。”
针对核废料伪装成鱼罐头的说法，台湾电力公司驳斥是“以讹传讹”，并公布当年报纸明确写道“我核能电厂废料将存贮兰屿地区”，强调并未欺骗居民。但郭建平解释，当年达悟族大部分都不识字，并说：“连中文字都不认识，根本看不懂你写什么”。
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称，兰屿龙门地区因地形封闭（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)、5公里范围内无民众居住等诸多优点，经学者专家审慎评估后，决定于该地设置低放射性废弃物贮存设施，该贮存场有23座贮存壕沟，共可存放13万3728桶低放射性废弃物。
郭建平不断叹气说，即使抗争那么久远的时间，从20几岁到快60岁，仍在和政府辩论，“许多辩论过的人都已经往生了”。现在他只期待有生之年能看到核废料贮存场迁场。
他说：“我希望我的孙子永远不要再面对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状态，我也盼望我的子孙不会再有核废料的威胁，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事情，不是为了我们这个世代，也是为达悟族整个世代的人在斗争。”
抗争持续，也似乎看到曙光。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2021年6月表示，台湾电力公司最晚必须在2029年将核废料迁出，但兰屿大多数的居民却不再信任政府的承诺，因为至始至终从未看到迁场的具体细节，核废料要移至哪里也未定案。
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，1991年兰屿核废料贮厂发生辐射外泄事件，3年后，兰屿的核废料有四千多桶发生锈蚀，都让兰屿人感到忧心，特别是当身边的人一一罹患癌症。
谢来光（Si Ngahephep）的姐姐就是其中之一，她向德国之声表示，她的姐姐曾被发现有辐射残留，但并未有明确的数据证明，后来进一步检查，约七年前确诊罹患乳癌，需要动手术及接受化疗，心情非常沉重。
核辐射是否会引发癌症，台湾原能会官网明确指出，“辐射曝露的确会引起肿瘤或癌症发生机会或风险的增加，但并非所有的肿瘤或癌症均为辐射曝露所引起”。而台湾电力公司官网根据以往兰屿地区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指出，“并未发现居民癌症罹患率有异常现象”。
这样的说法，谢来光无法接受，也不相信岛上各地的环境辐射监测指数，并说：“我们很难证明是核废料导致大家生病，政府在转型正义后，并没有要想要把（罹癌）这个数据公布出来。”
面对政府再三强调核废料贮存场的安全性，谢来光表示愤怒：“如果真的那么安全，那你就随便找一个地方，那你就放在总统府下面，为什么要千辛万苦还开一个港口运到这里来？”
她姐姐现在每一年都必须到台湾复诊追踪，她也担忧自己的健康是“定时炸弹”。 “看到家人生病，不知道谁哪一天会轮到你，因为这是无色无味，辐射进到身边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生病了，只能自己救自己。”
台湾将在12月18日举行公民投票，投票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兰屿人不像台湾大城市有政党积极拉拢选票，日子照样平静的过，讨论度也不高，比起其他议题，当地居民较为关切的是“重启核四（龙门核能电厂）”这一公投题目。
今年33岁的朵萝（Si Madolok）是岛上的年轻人，身为达悟族的她，在兰屿经营民宿。她坚决反对重启核四，并说“他们（同意者）不知道核四重起后，最终处置场在哪，最终处置场就只有一个（指兰屿），他们不知道重启后，核废料放到兰屿有多可怕。”
公投倒数之际，针对核废料该如何处理，反核和拥护核能的团体都各自说法。反核的台湾环保联盟创会会长施信民向媒体指出，因为核废料问题现今实在无法解决，因此台湾不适合发展核电。至于拥核团体则主张可议核废料是否能干净、环保再利用，并强调核能便宜、干净，重启核四可补足台湾电力缺口。
核废料成为“核四公投”的攻防焦点，国际社会对于核废料该如何处置也尚未有共识，但在找到解决办法前，台湾总统蔡英文2019年宣布要给予贮存核废料的兰屿居民25.5亿台币（5.8亿人民币），以补偿过去对于当地造成的伤害，以及当年未经兰屿人同意，核定放置核废料的计画。
不过，这一笔钱对长年抗争、要求核废料迁出兰屿的抗争人士而言宛如炸药。郭建平认为，民进党政府摆明不想管前朝（指国民党）的事情，“为何这笔钱不拿去用迁厂的经费？”。
他质疑政府是以25.5亿“买断了整个岛主世世代代的命运”，逃避原本应该面对的事实。 “你没有诚意，你2025年（无核家园的目标）要废核，蔡英文第一任的时候说优先处理兰屿的核废料。”
朵萝对于补偿金也感到不满，她认为这突显出将核废料迁出的机率有多低。 “全部的兰屿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它（政府）转圜的方式，这并不是有办法迁走，因为放到哪边都不对，哪个无人岛都不对，那么容易的话不会丢一个25亿的‘炸弹’。”
另一方面，岛上有部份居民乐见补偿金注入兰屿，且对于台电给予的的就学奖学金或相关补助感到满意，甚至担心贮存场迁出后补助会跟着消失。但这些兰屿人相对低调、不愿受访。
在兰屿核废料贮存场担任导览员6年的张秋英（Si Nan Samonan），是少数愿意发声的人。她日复一日向参观的民众解释核废料的安全性，并以各种数据佐证兰屿的核辐射量处于正常值。
为了当个称职的导览员，她做了很多功课，也深信贮存场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，但她说，作为台电的员工早已被“贴上标签”，说得再多，很多居民也不相信。 “他们会觉得，你领这里的钱，你一定帮他讲话，但如果我不了解，我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吗？”
对于贮存场迁出兰屿与否的态度，她其实相当两难，一方面是这份工作能养家活口，若迁出就代表失业，但迁出又是许多居民的期待。她说因为台电租场地放核废料贮存场，有租金有收入，兰屿也因此受惠能有些建设，对居民也有医疗补助。
张秋英（Si Nan Samonan）在兰屿核废料贮存场担任导览员。
事实上，幼儿保育专业出身的张秋英，原本是兰屿的幼稚园老师，6年前因为贮存场薪资较高而舍弃教职，她苦笑道：“你要环保还是要先吃饱？口号大家都会讲，可是现实呢？你能不过生活吗？”
但被问及若能填饱肚子还会否在核废料贮存场工作，她回答：“我应该不会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幼儿园教书，小孩子前一秒把你气得要死，下一秒说好爱你，心都软了。”
想起当年的幼教工作，张秋英满脸笑容，作为土身土长的达悟族人，她与其他人一样热爱这块土地，但她认为迁场不是他们能自己决定的，“要迁走或不迁走，你也没辙，即使抗议也没用”。
在国家决策面前，张秋英选择认命，但核废料放在自己家门口，张秋英几经思考后，还是忍不住道出了内心话：“若核废料能不来兰屿，当然最好，如果能迁出就迁出吧，但......就没有工作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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